1947年，罗荣桓结束养病，从苏联回到了哈尔滨。当时东北局的结构是：林彪任书记，罗荣桓、高岗、陈云任副书记，高岗兼任秘书长。林彪常驻双城指挥作战，东北局的日常党务多由高岗处理，罗荣桓则在哈尔滨主持后勤、军工、干部训练和政治工作。罗荣桓和高岗由此开始了近距离共事。
1947年，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在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，也出现了某些“左”的偏差。在“挖浮财”的过程中，一些地方农民成群结队进城，把兼营工商业的地主在城里的财产也挖走了，有的农民还准备把私营工厂、商店也当做“浮财”分掉。在邻近哈尔滨的阿城，地主开设的工厂、作坊及商号，都被农民进城分光了。
东北局的领导对此事看法不一，于是将其拿到会上讨论。高岗和凯丰支持农民的行动，高岗说：“农民有义愤，就有权利进行‘挖浮财’。”
罗荣桓却不赞成这种观点，他讲了过去中央根据地在王明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教训，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党的政策，不利于发展生产、繁荣经济、支援战争。
凯丰听后激动地站了起来，指责罗荣桓说：“你懂得什么？这是东北，不是中央苏区！”
罗荣桓胸怀宽阔，没有计较凯丰的话，但他对于原则问题仍然据理力争。由于大多数委员站在罗荣桓一边，会议终于顶住了农民进城“挖浮财”的错误意见，纠正了这种“左”的偏向。
没过多久，党中央就发现了“挖浮财”的问题，发出了纠正土改中“左”倾错误的指示。高岗看到中央的指示后，由衷地感叹道：“还是罗政委高明，政策水平就是比我们高啊！”
新中国成立后，罗荣桓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，高岗则进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。1953年，由于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党中央开始酝酿党和政府领导机构的调整和人选问题。高岗认为夺取最高权力的时机已到，便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加紧进行阴谋活动，集中火力反对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刘少奇、周恩来。
除了在公开场合公开夺权外，高岗还私下拉拢干部从事分裂活动。1953年的一个晚上，高岗突然来到罗荣桓家中，一见面就提出要搞部长会议制，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。罗荣桓听后大吃一惊，他问高岗：“这个问题中央议过吗？是不是毛主席的意图？”
高岗尴尬地回答说：“中央没有议过，毛主席也不知道，我们先议一议。”
罗荣桓立即严肃地指出：“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来议不妥当。由林彪当什么部长会议主席不妥当，我们部队有一、二、四方面军的，还有十五军团的，谁干什么要由党中央、毛主席统一安排。”
高岗没想到罗荣桓如此不顾在东北共事的“老面子”，只好灰溜溜地走了，他后来说：“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，不敢去找罗荣桓乱说。”
高饶反党集团的阴谋败露后，毛泽东建议起草《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》，并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。1954年2月3日，病中的罗荣桓致函刘少奇并转中共中央，表示自己虽不能出席这次会议，但坚决维护中央《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》。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召开期间，罗荣桓又提交了书面发言，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，为维护党的团结作出了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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